我是个坚持梦想的人。虽然梦想曾经离我很远。但是我想，如果一个人能坚持梦想并努力奋斗的话，总有一天梦想会成为现实的——现在看来，我的倔强性格帮了我。我知道，跟我一样拥有梦想的人很多，但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足够的幸运，因此，我愿意怀着感恩的心看待生活给予我的一切，并且怀着感恩的心回顾我所走过的文学之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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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文学的喜欢始于童年。现在想来，我的童年是十分寂寞的。在我的记忆里，竟然极少有关童年的生活片断。因为父母频繁调动工作，我的读书时代是在“颠沛流离”中度过的，从杭州到丽水的云和再到黄岩、温岭、临海，每一回刚跟同学混熟没多久，又要换学校，又要面对全然陌生的同学和老师，这使我的内心始终充满抗拒、伤感、羞涩和不安。好在有书，抚慰着我的孤寂。
知识分子家庭对孩子的管教一向严格，这也不许，那也不行，清规戒律很多。但是看书，他们并不反对——一个女孩子，安安静静的，一有空就躲在家里看书，至少不用担心我会惹什么事。十岁时，我忽然对文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于是我立下志愿，要当一名作家。十三岁那年，看了史沫莱特、斯诺、范长江的传记后，我决意成为一名记者。
每到暑假，我就从图书馆拎回一大捆书，从早看到晚，过一周再去换一捆书。我养成了一个坏习惯，不看闲书就不能入睡——一直到现在，我还保留着这样的习惯，无论多晚多累，一定要看几页书才能安然入眠。出差在外，一时找不到书，哪怕找本宾馆服务指南看看也好。
中学时代的我，无比憎恶数理化。一直到现在，与数字有关的任何东西都会让我像个白痴，生活中的我经常算错账、搞不清自己的收入、记不得钱包里有多少钱、想不起银行卡的密码、回家走错楼层、开会记错日期……我在数学上花了最多的时间，但数学成绩永远是最后一名。在整个中学时代，我惟一的乐趣来自于小说。我对数学产生了严重的抵触情绪，上数学课时，黑板上的字看上去白花花的，像烈日下令人眩目的光，老师的嘴巴一张一合，而我不知道他在讲什么。上课时，我在写小说或者想入非非；我甚至装病不参加数学考试；夜自修补习数学，我偷偷与同学溜去看电影，我记得那次看的电影是日本故事片《姐妹坡》，只放一场，我从小是个电影迷，当然要去看——因为怕被父母发现，我与同学互换了衣服。结果真的在电影院碰到了同样是影迷的父母。回家后父母三堂会审，从学生的纪律讲到我的前途，思想教育工作整整延续了一个星期。我不吭气，但继续看我的小说。
二
1987年，我成为台州师专中文科（那时还没资格叫中文系，更没资格叫人文学院，而是叫中文科）的一名学生。录取通知书上写着“台州师专政史科”，而我执意要读中文，否则就不去读——我如愿以偿。
是鹿路，把我的文学梦继续下去。
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台师校园是非常活跃的，各种各样的社团如雨后春笋，拉上几个人，打出某种旗号，墙头竖起大王旗，就可以“另立山头，自封为王”。八十年代，是文学的黄金时代，连征婚广告上都打出 “爱好文学”几个字以高身价，标榜自己志趣高雅，“爱好文学”几个字跟现在“曾留学海外”有同样的含金量。那时，几乎所有的中文系学生都是文学青年。我们除了上课外，就是参加这个社那个社，一天到晚忙得像只无头苍蝇。
我参加的第一个社团就是鹿路文学社。台师校园里的社团是那么多，而鹿路散发的文学气味是那么浓烈。在高中时，我就在《台州日报》上发表了小说和散文，在地区文联的文学刊物《括苍》上发表了诗歌，甚至还写了一部反映中学生早恋的长篇小说——后来同学据此一口咬定我是个细腻而早熟的人，实际上，我在生活中是个丢三拉四的马大哈，而且是不折不扣的晚熟品种。
现在回过头看看当时写下的所谓的文学作品，幼稚而且生涩，说是“为赋新辞强说愁”一点也没错。可是，每一个经历过成长的人谁又绕得开“强说愁”的人生阶段呢？
因为对文学的热爱，我毫不犹豫报名参加了鹿路文学社。那时，比我高一届的陈雄、洪卫都是校园里的风云人物，我记得，担任校学生会主席的陈雄一讲话，永远是斩钉截铁的口气！而洪卫，那个笔名阿荒的师兄，讲起话来就像滑稽戏演员似的有趣，他实在是一个很“有料”的人。那时他在《鹿路》上发表了一篇用方言写的小说，他为此十分自得。我在《阿荒秩事》写道——“阿荒把鹿路文学社经常弄些响动出来，很吸引校园美女的注意力。临毕业，文学社要选接班人，有人举荐俺，阿荒一票否决，说鹿路文学社历来都是男人当社长，万万不能坏了传统让女人来掌控。他让俺当副社长，俺班的李斌当了社长。”
那时我们都很活跃，班里不少同学都是身兼数职的，我的头衔也像糖葫芦一样串着一大串，班长、校团委宣传部副部长、校团刊主编、北固山副主编，还是校广播员，那时候我们的精力不但充沛，而且过剩。青春就像烈日下的奔马，轰隆隆地跑过，留下一地尘烟。我们一天到晚总有使不完的劲——每到中午，学校的大喇叭里都会传出我高亢的、前后鼻音不分的声音，而一到辩论赛，辩论台上总少不了我，一开腔，貌似义正辞严，实则胡搅蛮缠；文艺会演时，我跟同学任传郎朗诵电影《简·爱》台词，我演简·爱，他演罗伯斯特，深情的对白一念，别说台下的观众被感动，连自己都被感动得眼泪汪汪。至于什么故事赛、演讲赛，大凡有出风头的机会，总少不了我。我的同班同学王波也是个活跃分子，中文系老师把我和王波称为“87中文两支笔”，怀着作家梦的我一天到晚拿支钢笔奋笔疾书，而王波整天拿管毛笔练字，常见他穿着沾有墨汁的衣服一晃一晃来上课！——现在，王波的书法据说都卖到日本、新加坡等地了，向他索点墨宝也不容易了，同学们都说，悔不该当时没把他练的字都搜集起来，说不定再放个几十年可以卖个大价钱。
三
记得那时最兴的是诗歌，中文系的学子，谁没写过几句歪诗情诗呢，校园里晃动着成群结队的诗人，我在第一本散文集《花事》中的《诗人》一文中对他们有过这样的描述——
“我读大学那阵，诗人最为吃香，不断有一流二流乃至三流的诗人被邀至校内各个文学团体讲创作，谈人生。校园里赛诗会一个接一个，熟读现代诗三百首，不会写诗也会吟，一时校园诗人满天飞，婉约派写秋天多愁多病时，豪放派写冬天豪情胸中溢，用梁实秋先生的话说，看到老鼠写一首诗，怀里抓到一只虱子也赋诗一首。弄得楼梯口老远闻到一股酸味，铅印的文学刊物横排竖排着一首首似懂非懂的诗，充当诗歌的集中营。真正的诗人兼教授来上诗歌理论课时，底下的学生捧着昨夜刚出笼的新作激动地呻吟不已。一向以白眼示人的女同学也把崇拜的目光投向脸上长鸡皮疙瘩、嘴上无毛的校园诗人。
“中文系中有一胡姓才子，操宁波话，脸上蜿蜒着密密麻麻一圈毛，脸黑，如烤焦的烧饼，可以不化妆演土匪，因写诗，有书糊气，又是外地人，独在异乡为异客，喜欢独来独往。在班上属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，开勤工俭学风气之先。诗人长得魁梧，但音量小，他慷慨陈词时我们得竖着耳朵才能听个大概，两年下来，中文系出来的人几乎都练出了招风耳。毕业后，诗人弃诗从商，搏击商海，斥资购得商品房一栋，消息传来，班上同学心绪复杂，辗转反侧，悠哉悠哉。我在一旁戏曰：诗人常有蹈海之勇气，他只不过在浅海区小试身手。如今胡同学闲暇时也写诗，秦皇汉武，唐宗宋祖皆入其诗，常把古人从坟墓里写活过来。问之近况，曰，亦商亦诗，不亦乐乎。一笑，露出一口自由主义的黄斑牙，倒不失诗人的可爱。
“长矛先生是真正意义上的诗人，周围诗人或改弦更张，或弃暗投明，长矛仍手不释烟，苦吟不止。他在一所乡村中学教书，夜半吟诗，唧唧复唧唧，所幸住处无鸡，否则旁人疑其为周扒皮。诗人天性善良，养过一只猫，视同己出，不幸走失，乃于月黑风高之夜沿街呼唤不止，语甚凄切，引无数路人竞折腰。诗人随遇而不安，谈及诗歌现状，眼中有火焰在跳，面却呈忧戚之色。”
——文章里写到的两位诗人，一位是我的同班同学胡永齐，这个大胡子的宁波人先搏击诗海，后搏击商海，现在搏击官场。而文中的长矛先生，是81中文班的、笔名老枪的诗人谢卫国。
除了谈诗吟诗赛诗，我们一有时间就假借文学的名义混在一起，讨论什么主义流派、讥评点时事、激扬些文字，很多男女同学打着文学的幌子谈起恋爱，做到恋爱文学两不误，虽然那时学校明文规定禁止学生谈恋爱，但恋爱如洪水猛兽，根本禁不住。尤其是鹿路社的社员，大多是中文系的学生，中文系盛产才子才女，也盛产情种，因为共同的文学爱好，师兄师妹、同班同学走到一起的委实不少，我们班就有三对修成正果——以至于某教授放话出来，“有些男同学参加文学社的动机相当可疑”。
四
大学毕业后，我分配到杭州的一所中学里，当了三年语文教师。
我说过，我是个坚持梦想的人。
我没有放下手中的笔。我写了不少作品，并且获了奖。
我没想到用文学改变命远，但文学的确改变了我的命远。
三年后，恰逢台州日报扩版招记者，我拿着作品和获奖证书当敲门砖。很幸运，我成为一名记者。
记者的职业让我接触到各色人等，丰富了我的阅历，它让我了解世相百态，给我提供了不竭的写作素材，同时让我保持了可贵的激情。
这些年来，我陆陆续续写下300多万字的文字。写作给我的充实，足以弥补写作带来的疲倦。写作让我的思想始终处于一种独立思考的状态，也让我的灵魂保持着飞翔的姿势。在过去的生命历程中，我有许多次选择与文字无关职业的机会，但我都毫不动心地放弃了——我没有曲意奉迎的柔顺，更没有左右逢源的乖巧。我知道自己最适合干的，就是现在这个职业。我的知识、禀赋、阅历、激情，都是为它而准备的。
生活是丰富的、博大的，因此，我没有把文学当作生活的全部，文学只是我生命的一部分，它是我灵魂栖息的一种方式。感谢书本，开启了我最初的梦想；感谢鹿路，它让我离梦想更近；感谢我生活的城市，它是我实现梦想的福地。如果说，刚开始写作的时候，是因为兴趣，因为想证明自己，而现在，只因为我想表达。每次坐在电脑前敲下文字时，我有一种无以言表的软弱和伤感，也有一种接近于幸福的放松和温暖——这种感觉，类似于我赤着双脚，在家中绿意葱茏、洒满阳光的大客厅里行走。
当年的鹿路社员，因为种种原因，现在大多远离文学，有的从政，有的经商，有的当教师，有的当职员……我很想问一句，曾经的文学追梦人，你们过得还好吗？
——为纪念鹿路文学社成立三十周年而写
上世纪八十年代做着文学梦的我。 
第二次初识庐山真面目，是因为你的家居之影和女性优美的文笔。。。今天再读你，有好多的亲切和相似的曾经。
